原创吴国阜
李鸣杰律师者，浙江海宁人氏也。李律师专注于醉驾案件辩护，南征北战，披荆斩棘，屡有斩获，久负盛名。有同行旁听过李律师开庭，叹为观止，赞李律师的醉驾案辩护技术“何止炉火纯青，堪称登峰造极”。李氏传奇令我神往已久，一定要逮住机会跟他学几下拳脚。
几日前，李律师出现在厦门某法院，参加一起醉驾案开庭。得到这个消息，我毅然决然推掉预约好的看守所会见，还有好友吕大律师“鹭岛下午茶”新年首场开讲的“与谈”。
是日开庭了一整天，我结结实实旁听两个半天。庭审之后，沉浸于回味李律师的辩护，灵光乍现，以“醉拳”大师定义李律师。所谓“醉拳”，是指李律师为“醉驾”案（法言法语：涉嫌危险驾驶案）辩护的娴熟“拳术”，不是说李律师模仿醉汉打拳，跌跌撞撞，摇摇摆摆。
我想把旁听见闻记录下来，写一写参与庭审的各路人马，肯定不能仅仅肉麻表扬李律师，或许还会“点批”一下他老人家。我这不是违规炒作案件，既不炒也不作。就是一次开庭记录而已。法院公开开庭，芥民依法旁听，观者如实记录，不犯法也不违规。记录如有不准之处，法庭有笔录有录像，完全可说得清。但我不说出来是哪个法院，哪个法官，哪个检察官。
【目录】
一、旁听者
二、审判长
三、陪审员
四、法警
五、鉴定人
六、侦查人员
七、女检察官
八、“醉拳”大师其人
一、旁听者
九点钟开庭。我八点从厦门岛内出发，以为一个小时可赶到法院，没想到早高峰出岛竟然非常堵，堵得“生无可恋”。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十分钟。到了法院附近，为找个车位，绕着法院转了两圈半，才在一个小区路边停好车。这家法院有宽敞的地下停车场，车位十分充足，原来允许外来车辆入内，后来不知何故，一律禁止外人外车使用。
我有准时强迫症，迟到了十分钟，内心十分懊悔，李律师已经在发表意见。
我蹑手蹑脚摸进第二法庭，怯生生坐下来。甫一落座，审判长喝问：“来者何人？”我如实禀报：“律师一枚”，作势掏出律师证。审判长发令：“不得坐第一排，退到第二排去。”我看见身旁坐着一个陌生女孩，感到不解，问：“她不是也坐在第一排吗？”美女与审判长同时回我：“是法院实习生”。我说好吧，我到后面去坐，但这样做对人不平等，似乎不合适，也无甚必要。
法庭拢共只有两排座位，后排已坐了好几个人。我退到后排坐下了，不到两分钟，审判长忽然想起什么，让那个实习女生退出了法庭。
是否有第一排不能坐人的法庭规则，我没有查询到，但法院都是这样做的。不用说，是安全起见。庭审中，要防止旁听者袭击审判人员、诉讼参与人员，或者被告人。因此，法庭规则规定，旁听人员不得带打火机、手机，不得带饮料、水杯，以及任何可发起攻击的物品。
我们的法院安检极其严格，程度不亚于机场，危险物品根本进不了法院大门。法庭设置也是千姿百态，有的干脆拆掉第一排座位，有的竖起高高的隔离栅栏，把被告人严加保护起来。这些都是必要的，无可厚非。但可能带来一个问题，旁听位置被大大压缩，旁听者逼仄一堆，得不到应有尊重。有法院以座位不足限制旁听人数，有的发起了所谓“旁听证”，公开审理就打了一点折扣。
审判长查问我的身份时，我都已自报家门是律师，还掏出了律师证。而且，我西装领带，两手空空，看起来“人畜无害”，审判长依然命令我不得坐第一排。我一个老同志，坐第一排旁听，会有什么威胁呢？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糟老头子”吗？我给人的安全感都不如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大概是大一或大二的实习生。
法官有时把“我们是法律共同体”挂在嘴上，多半是案件处理遇到难题时。常见的情景是，如果有当事人不依不饶，需要律师帮忙“搞定”不服的人，法官就反复念叨“我们是法律共同体”。
其他时候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比如，有的法警强令律师接受人身安检，检察官不用；有的看守所疫情期间允许警察当面提审，律师只能视频会见；有的法庭视频开庭，法官能看到视频，律师看不到，只能听声音，“盲辩”；更多的法院，律师的车不得开进法院停车场，即便停车位有的是。这些时候，“法律共同体”难寻踪影。
回到当日开庭。开庭中，审判长不忘提醒旁听人员“不要玩手机”，这是非常正确的，玩手机不免有录音录像嫌疑。未几，一个穿警服的人（后来知道是交警领导）忘了关机，手机响了起来。后来，他还用手机频频偷发微信，似乎跟外界什么人在联系。他的手机响起了，审判长没说什么，可能“没听到”；那人在发微信，审判长更没说什么，他可能或肯定“看不到”。
而我是看见了的，他就坐在我左手边，中间空着一个座位。他把手机藏在衣服里，偷偷发微信，确实不易发现。有一次，他还掏出了两部手机。
旁听席上还有几张年轻的面孔。休庭后知道也是律师，同样慕“醉拳大师”之名来观摩学习，全天未见任何异常情况，都在安安静静的听着，如饥似渴的样子。
当然，我本人也一样，全天未出现异常反应，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我是去向李大律师学习的，当然非常珍惜难得的机会。
二、审判长
一天的庭审中，审判长显然有点着急，明显很不耐烦。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小小的醉驾案件，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十分钟就可以审完，没想到竟拖了大半年，开了几次庭，当天是第四次开庭了。可以说都是李律师的“错”，把案件“搞”的那么复杂。法院通知开庭一天，李律师也按一天做好准备，审判长都搞错了，误以为只是开半天，想一个上午完成。
这次开庭，公诉人补充一些证据，由李律师发表质证意见。李律师发表质证意见时，用了一些疑问句式，比如，“请问......”，这应是李律师特有的表达习惯，虽为反问语气，却是肯定的答案，属于自问自答，并不需要公诉人回答。审判长开腔了：“你直接说意见，不要反问来反问去！”李律师接受了审判长的“批评”，很快就调整了表达方式。但是，在后来的庭审中，审判长与李律师多次发生了争执。
第一个鉴定人员出庭，李律师询问他，前戏似乎有点长，审判长说，“直接发问，不要问无关问题，就问有关的，你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李律师回应说：“这个问题有关，也很有意义，是我在发问鉴定人，就由我来掌握，请不要随意打断我。”审判长就不高兴了：“我是提醒你，哪里有打断你？切！”
李律师问第二个鉴定人时，他对一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沉默了好一会，审判长说：“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就说不记得了”。李律师当时未表示异议，但到了下午，对鉴定人的证言发表意见时，他就跟审判长“算起了账”。李律师说：“上午，审判长叫鉴定人员不要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却是很重要的。”审判长急起来了，明显生气了：“我哪有！你别乱说！”李律师说：“法庭是有记录的，也有录音录像呢。”
一次较大的争执发生在下午。上午两个鉴定人作证完毕，李律师请求发表质证意见，审判长遗漏了这个程序，不让他说。在李律师坚持下，审判长还是同意了。李律师说了一两分钟时，审判长又问：“你要说多久？”李律师说：“大概20分钟吧”，审判长当即决定把几个警察证人先问完，他们都在外面等着，之后再发表质证意见。
上午李律师问了三个警察，到十一点半休庭了。下午开庭，他接着问了两个。见所有出庭证人作证完毕，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这让李律师着急起来了。对证人当庭证言发表质证意见，都没有进行，这个环节特别重要，否则，证人出庭没有意义。
李律师说：“你上午都说了，让我问完所有人再发表质证意见，我还说要花20分钟时间呢！”李律师的音量稍微有点高，但并不能算激动。审判长应该是想起来了，有一点点尴尬，然后，他迅速发起反击：“你大什么声！你大什么声！哼！那么大年纪，我已经很尊重你了！”“大什么声！”，是闽南人与人发生争执时的口头禅，用闽南语说出来，语气更不一样，大概是非常生气，要压倒对方的神情。
审判长还说了一句：“你要人家尊重你，你，你，你......”言下之意，是不是想说“你为老不尊，我们怎么尊重你？”这个我拿不准，我不能恶猜审判长，他终究是没说出口，强忍住了，修养不错。
李律师淡淡回应了一句：“虽然说要尊老爱幼，我并没看到你对我怎么尊重，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有意思的是，审判长紧接着说：“我有说不让你发表质证意见吗？！”审判长这个反应有点快，也很机智，挽回了颓势。但是，他刚才显然忘记了这个程序，上午也遗漏了，犯了同样错误。
看来，审判长对这个环节心里无数。这个环节，有不少法官掌握的不好，应该是证人出庭少之又少，法官不习惯吧。对此，《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证人出庭后，先由对本诉讼主张有利的控辩一方发问；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控辩双方发问完毕后，可以归纳本方对证人证言的意见。”
接着，李律师发表了质证意见，他确实说了20多分钟，实在太能说了。他对出庭作证的鉴定人、警察的证言一起发表了质证意见。李律师还声明，之后的法庭辩论，将简单发表意见，不会重复质证意见。
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也与李律师发生了一点争执。
这次开庭，公诉人提交了补充鉴定意见，并附有三张物证照片。上午时分，李律师已指出三张照片是否原件可疑，来源也有疑问，公诉人表示“庭后再核实”。所以，下午发表辩论意见时，李律师说：“作为公诉人，要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不能到现在都没有核实......”审判长立马打断李律师：“不要人身攻击，怎么可以人身攻击，你发表辩论意见就好！”李律师争辩道：“我没有人身攻击啊，是正常发表意见。”公诉人倒没有表示反对或抗议。
我作为旁听者，也觉得算不上“人身攻击”，审判长却表示“受不了”。在法庭上，法官检察官也常说：“作为辩护人，应当如何如何”，作些合理的提示或批评，大多在正常范围之内，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与“人身攻击”并不是一回事。
在谈到鉴定人的证言时，李律师说：“经过当庭发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定，两名鉴定人并未实际参加鉴定，只是在鉴定意见上署了一个名字。”这一下，审判长又激动了：“你说话要有根据，不要随意乱说！我跟你讲！”李律师说：“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每一句都做到言出有据。”接着，他解释了几点理由，听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鉴定人当庭作证，我是全神贯注的听了的。但是，审判长不这样认为，他质问李律师：“你总是那么自信？你太自信了！那么大的年纪！”李律师不得不说：“我是这么大年纪，但没说糊涂话，如果我脑子糊涂了，就不会再办案了。”
李律师虽年近七旬，精力却相当旺盛，声音洪亮、清晰，表达准确、规范。我没看出他有任何老态，连一点疲态都没有。
从我的角度看，李律师一整天几乎没说错什么话。倒是审判长在告知证人的义务时，出现不应有口误，而且不止一次。比如，他说“鉴定人，你应当如实供述”。鉴定人不是证人，严格说不叫出庭作证，说“供述”就更错了。
侦查人员出庭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作证”，是就侦查过程、取证合法性、证据真实性等事项说明情况。告知出庭的侦查人员时，审判长犯了同样错误，“你出庭作证，应如实供述，知道吗？”。“警察当庭供述”，不对吧。
三、陪审员
有两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审判长右手边那位，自始至终未吭一声，规规矩矩，勤勤恳恳。
另一位与审判长则有所交流，是李律师请求在鉴定人作证后发表质证意见，审判长不准许，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与审判长低头交流了几句，他似乎提出了相关意见，审判长好像认可他的意见，后来就同意李律师发表质证意见。
四、法警
大概有三四名法警参与值庭。一名年轻的法警帅哥，做事非常得体，传递材料动作规范，引导证人到庭退庭，有板有眼。
有一名法警则有点意思。审判长生气的批评李律师“你大什么声”时，这名法警及时为审判长帮腔，说“要尊重法庭纪律”，声音还不低。他的插话未得到审判长许可，显然不符合法庭规则。
五、鉴定人
本案有几份《鉴定意见书》，均有相同的两名鉴定人署名，二人悉数出庭作证。
他们来自同一家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出鉴定意见。两个鉴定人是分别出庭的，却都在作证前一致提出，出庭的费用应当由被告人先付。他们说，来出庭作证，花了时间、精力，还有开车的油钱。李律师说：“我方不会付一分钱，你可以不出庭，想走可以随时走。”审判长请鉴定人先作证，费用的事，以后再说。一个鉴定人抱怨说：“作证之后就不会给了，老是这样”。
李律师说被告人方不付鉴定人费用，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补助”，相同规定在《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也有。这个问题应当依法解决，否则对鉴定人是不公平的。
接受李律师询问时，两名鉴定人体现了专业技术人才的理性，基本能正常回答李律师。曾有鉴定人出庭作证时，非常傲慢与无礼，对律师不屑一顾，甚至不时调侃、讥讽。
著名的念斌“投毒”案二审开庭中，张磊律师问鉴定人：“一般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做的？”具体问题我已记不住了。那个鉴定人轻蔑的回应：“一般不是，二般可能是”，引得旁听席上坐着的一个女警察，笑的前仰后合，又不敢发出声来。
这个案件的两名鉴定人能认真回答李律师提问，待人谦逊，态度诚恳，这与他们自身良好修养、科学素养有关，也与李律师精于毒物检验鉴定专业分不开。律师提出的问题足够专业、到位，直击要害，就有与专业人士对话的实力。律师不提出明显外行的问题，更不出现常识性错误，才可能赢得专业人士的尊重。
两名鉴定人全程都是站着的，这不太合适，明显错了。审判长应当让人坐下来好好说。法庭也应设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的席位。也许审判长一时疏忽没注意到，也许他有自己的错误理解，就应该让人站着，也许他开庭审案这么多年（好像是刑庭庭长），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都不了解相关规定。
还有一个细节，说明审判长对鉴定人等出庭程序比较陌生。全天有两个鉴定人、五个警察出庭。审判长只询问他们的身份，告知作证义务，没有让他们当庭签署《作证保证书》。这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不符。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证人出庭的，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并告知其有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证人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并在保证书上签名。”《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十八条也有明文规定，“证人、鉴定人作证前，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说明鉴定意见，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法庭上，李律师说，醉驾案的事实认定，简单说就是八个字：“喝酒、开车、上路、醉酒”。他这么一说，简明扼要，令人眼前一亮。
喝酒，开车，上路，甚至发生事故，这些事实，一般不会产生异议。最易发生争议的，是有没有“醉酒”。人是否“醉酒”，不是可由人主观上承认或不承认的简单问题，需要用科学证据鉴定意见加以证明。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专业技术问题。
这里，就是专业刑辩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施展拳脚的舞台。不难理解，对血液中酒精含量进行检验与鉴定，作出鉴定意见，是认定有没有醉酒的关键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检察官往往视之为“铁证”。绝大多数案件，司法鉴定意见，既是检察官的致胜之宝，更是法官断案的定海神针。当然，也是有经验的律师全力以赴要攻破、拿下的“要塞”。
李律师办的这个案件，关键证据就是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第18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意见，一年多前就作出了，过几个月就满两年，案件还没有尘埃落定。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但是，不包括李律师。李律师心中有数，他是“老司机”，“老司机”的“战斗机”。
“老司机”中的“战斗机”——李律师的经验是：不管什么案件，鉴定意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要做到“两看”：
一看鉴定意见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检材（醉驾案中，“检材”就是“血样”）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等流转过程，是否保证检材血样的合法性、有效性，是否具有同一性和不被污染。通俗的说，是否可能被掉包，是否可能被损坏。
二看鉴定意见的本身。重点关注：鉴定机构、鉴定人的法定资质、鉴定能力、鉴定程序、鉴定过程、鉴定方法以及使用的仪器设备等，能否保证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就是科学、准确、可靠的问题。
“两看”，知易行难。法律规定、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只要公布了，网上都能检索到，这并不难。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拿到了不一定会用。所以，关键是要会看，看得懂，看进门道，看出要害。
显然，李律师是能看懂的。他非常肯定的说，这个案件的鉴定意见，“无论哪个方面，问题都是极为严重的，根本不能作为定案定罪的根据”。他自信满满。辩护律师的自信，可能是第五个自信。全程辩护，李律师围绕“鉴定意见”展开。
一天开庭下来，我能看出李律师很是胸有成竹，非常淡定。法庭却非风平浪静，而是高潮迭起。高潮之一，就是侦查人员即三个交警、两个协警，悉数传到庭，一一接受李律师当庭发问。
六、侦查人员
【交警三人组：用一次性手套装血样】
事发当日午夜到次日凌晨，交警三人组（冯、陈、叶）接到报警，到现场处理事故，带被告人到医院提取血样，还有后面的血样保管、送检。全程，另一个交警陈HG均没有参加。《血样保管登记表》和《血样送检登记表》，却都有陈HG的名字。为什么要这样？可以随便写吗？李律师发现了问题，但显然没有找到答案。
按照国家标准，医院提取的血样，应当用专门物证袋当场密封装好。协警小叶告诉法庭，提取的血样，是放在一次性塑料手套里。然后，他将这个一次性塑料手套包着的血样带回交警大队，放入冰箱。过程当中，有没有用保温设备低温保存，他似乎不记得了。
发生事故后，双方有争吵，到了医院抽血时，对方又报了警，医院所在辖区派出所出警。三交警就在医院把被告人交给派出所的人带走，派出所的人没有出具手续，也没有领导向三名交警发指令，而按规定应当将醉酒的人约束至酒醒。
也许因为该派出所介入，事件就人为复杂化了，被告人心中的疑问也多起来。可能这也是他坚决请李律师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吧。
【陈HG未到场未参与：签名的秘密】
事故发生在头天午夜至次日凌晨，陈HG当天轮到值班，但没有参与这起事故处理。早上上班八点多，他才知道了这个案件。他没有到现场处理，也没有送人去医院抽血，血样的保管、送检，他一概都没有过问。
蹊跷的是，《血样保管登记表》和《血样送检登记表》上，都有陈HG的名字。陈HG说自己没有签名，不知道是谁签的，自己也没有注意看。这个交警大队办案的文书，办案人的名字可以随便乱签？贴在你车子上的交通违章罚单，你有时候提出质疑，是不是名字写在上面的那个人所为，看来是有道理、有必要的。
还有更离奇的事。《血样提取登记表》上有被告人的名字，被告人记得他没有签过这个字，笔迹明显不是自己的。公诉人竟然不愿意确认，后来还是经过笔迹鉴定，证实就不是被告人签的。
李律师问陈HG，被告人的名字又是谁冒签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陈HG说，因为内勤归档时发现当事人漏签名字，就自行补签了。李律师追问这个内勤人员的名字。陈HG说了一个名字，我没有听懂是什么，李律师说也没能记住。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听懂，就像这里面的逻辑，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弄懂一样。
【内勤林MY：不能说的秘密】
林MY是一个女生，应该是辅警，她负责内勤工作，血样也是她保管。
林MY轻言细语，努力回答李律师发问。她告诉法庭，辅警小叶带回的血样放在冰箱内，冰箱在一间办公室，只有她与“办案民警”可以进入。问起“办案民警”仅指冯、陈、叶三人，还是包括交警大队的全部警察，她又没法说得清楚。
林MY还强调，办公室是有锁的，似想证明办公室是封闭的。办公室都会有锁的，这个没特别意义。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办公室有没有严格封闭管理。被告人后来也说，那是一间开放式办公室，人员可以随意出入，他到交警做笔录时就进去过，见到过人进进出出，在里面办公的人比较多。
林MY还说，那台冰箱就是普通冰箱，没有自动记录温度的装置，也没有人工4小时记录一次温度。规定要实时记录温度，目的就是确保血样低温保存，不会发生变质。在林MY的意识里，冰箱就那样放着，反正没停电，不需要那么麻烦。
问起如何与鉴定机构办交接血样，林MY清楚记得，是鉴定机构范XR“上门取货”，范XR在他的笔录中也是这样说的。鉴定人朱KT却说是交警叔叔“送货上门”，那就错了。交警蜀黍忙得很，哪有时间送货上门。所以，李律师由此判断，鉴定人朱KT并没有实际参与鉴定。
李律师特别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检材血样的封装问题。林MY说，她是从冰箱取出血样交给范XR时才封装的。李律师立即警觉起来，问：“你怎么封装的？封装时血样是什么状态？”林MY沉默了一会，身子往后转过来，看了一眼旁听席上一个穿警服者，然后轻声说：“这个不能说”。李律师再问：“有啥秘密不能说？”林MY就不再回话了。发问也就结束了。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当天凌晨提取血样，当时就应当场封装，用专用物证袋封装起来。这一操作的意义在于，建立紧密的保管链条，杜绝血样被调包（保持同一性），防止受到污染（不变质）。
真相很是令人意外，是过了十来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多，才对血样进行所谓“封装”。这样一来，血样保管链条发生了严重断裂。交警大队如此操作，是什么原因？一贯如此，还是一时失误，或是有人故意为之？天晓得。
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负责保管的林MY不能说，不敢说，她将这个秘密深深埋在心里。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由旁听席上那个穿警服者牢牢掌控着？后来了解到，此公系交警大队某领导，经法庭允许到庭旁听。他就坐在我左手边，我看到他偷偷发微信，不知与谁联系些什么。
【执法记录仪的秘密：以“毒”消毒】
李律师的独到之处，在我看来，是不轻信现有的在案证据，即便似乎很客观的书证，比如，交警制作的《现场笔录》《提取血样登记表》，都有签名、按手印，盖公章，似乎真实性强，可信度高。他特别重视调取到交警执法记录仪，认真比对，严加审查，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经李律师申请，法庭调取到了三交警的执法记录仪，可称为“视音频执法记录”。
在视音频执法记录中，李律师又发现了很多秘密。三交警（冯、陈、叶）都说，《提取笔录》《提取血样登记表》，是冯HJ在第三医院抽血现场制作的。但是，在视音频执法记录中没有体现。
三人还说，当时在医院，他们告诉了抽血人员苏MY，抽血是要用于查酒驾的，意思是要求她严格执行操作规范。视音频执法记录却没有相关记录，苏MY自己在询问笔录中也只字未提。
从执法记录仪的视音频记录，发现医务人员严重违规使用消毒液，进行皮肤消毒再抽血，是调取执法记录仪的最大价值。你会发现，有的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却是相当的业余，让人大跌眼镜。所以，网友吐槽，有时候有的人“专业的事最扯淡，扯淡的事很专业”。
《提取血样登记表》，是一份重要证据，写明：医务人员用碘伏进行皮肤消毒，再抽血。这完全符合操作规定，碘伏不含乙醇，可用于皮肤消毒。但是，打开视音频执法记录，看到的消毒液是无色的，而碘伏是棕色，使用的消毒液就不可能是碘伏。李律师在上次开庭中紧追不舍，要求传抽血人员苏MY出庭作证。苏MY终究没有出庭，但接受了庭外询问。她不得不承认，提取血样时，使用的消毒液叫做“葡萄糖酸氯己定醇皮肤消毒液”，乙醇含量为63%～77%。
很显然，这样的消毒液用于涉嫌饮酒、醉酒人员的血液采集，是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是国家标准严格禁止的。这两个国家标准名称很长：一个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另一个叫《道路交通执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
苏MY在接受询问时辩解，用含乙醇的消毒液消毒后抽血，对血样乙醇含量的检测不会影响，这一说辞完全是一厢情愿，明显不符合国家标准，权威科学观点也不支持她。她无非想淡化违法违规行为的后果，为自己开脱。但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一时失误，还是故意为之，我同样想问，仍然不得而知。谁知道？在线等，很急。
七、女检察官
法庭上，控辩审三方，各司其事，各具情态。审判长明显有点急，有点气。女检察官表面平缓，内心应该是着急的。李律师的状态，客观说，不急不缓，闲庭信步。
前面提到的出场人物，第一个就是审判长。这里还要补说两句审判长，他着急，生气，不耐烦。原因也很好理解。三分钟可搞定的案件，给我拖了一年多，开了四次庭，做了五个鉴定，调取了无数份证据，通知了七八十来个人出庭，还有完没完？气不气人？烦不烦人？
相比着急的审判长，女检察官表现有点消极，或说“硬扛着”。她说话并不多，有点无可奈何，多半时候低着头，看材料。她心中可能想：“我真是倒了血霉，你们交警办的糊涂案，传到我这儿，让我来挡枪，害得我一个弱女子被专业律师当众放火上烤，各种难受各种煎熬，我这是上辈子杀多了人吗？”
前面说过，有两个鉴定人、五个警察出庭作证，但是女检察官对他们发问并不多。她就问了鉴定人一个问题：辩护人说你们鉴定机构没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是这样的吗？鉴定人简单回答：大类有，包含了小科目。
而李律师从官网上查到，这家鉴定机构没有“血液正丙醇”的鉴定资质。鉴定问题，女检察官发问不了太多，可能与本案鉴定问题明显较多有关，也有知识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这是可以感知到的现实。
这里我无意贬低女检察官，我自己同样存在知识储备不足，而且严重不足。司法鉴定，是对诉讼中专门问题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定。这是大多数法律人的弱项，也是刑事诉讼的难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刑事司法理念有二，一是“口供为王”，二是“鉴定为王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几乎都绝对相信鉴定意见，完全是“拿来主义”，不去怀疑它，就是想怀疑、有怀疑，也不善于怀疑，找不到真问题，表面转圈圈。2012年以前的《刑事诉讼法》，甚至都叫做“鉴定结论”。既然叫做“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毋庸置疑了。这种状况，也使得鉴定领域问题丛生，违反科学，严重作假，腐败滋生。上海前两年就查处几个鉴定腐败大案。
前面说了有五个警察与辅警出庭作证。女检察官只问了三个人，都是同一个问题：你与被告人、被害人是否认识？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有意义也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如果有利害关系，警察就要依法回避，保证公正办案；无意义是说，真有利害关系，警察也不会当庭承认，高觉悟的人还是少见。但是，除了这个问题，不痛不痒，女检察官似乎难提出更好的问题。
警察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是女检察官很重视的问题，其逻辑应该是，如果警察办案违法，就是因为徇私枉法。这个视角有一定的片面性。办错了案，甚至办冤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情、关系、权力介入因素，也有诉讼制度的弊端，司法理念陈旧，办案习惯积重难返使然。
有时候，法官、检察官、警察都会说：“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要冤枉你呢？我就是一份工作，不会因为办你这个案件，多拿一分工资。”这些说法好像没错，认真推敲一下，又似是而非。不合理的考核制度，个案办案补贴，个人升迁，集体荣誉，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办案数量与质量。
这个女检察官表现平缓、平淡，或者说是消极、被动，也可以说给人平和、温和印象。但是，面对作无罪辩护的律师，没有开展必要的进攻，有点流于“套路诉”，使得庭审出现“一边倒”，而律师辩护亮点多多，对公诉人来说也不太好。当然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因为审判长会不失时机压一压律师，帮一下检察官。检察官是可以躺平，进而躺赢的。
这种现象，有人可能会说，检察官、法官是一家人，穿同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而我则认为，在律师发起强势进攻的情势中，检察官表面上变成“弱者”，审判长会有一种“保护弱者”的心态，这应该是法官弹压较真律师的心理密码。如果这种心理密码是根深蒂固的，法官还有检察官更应知道，在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器面前，当事人（被告人）是微弱的个体，渺小的存在，绝对的弱者。即便曾经大富大贵，也是毫无例外。任何个体受到不公的追诉、指控，可能也只有依靠较真律师较真辩护了。
需要交代清楚的是，女检察官也不是对血液酒精含量等等鉴定完全不懂，即便如此，她也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些被李律师当庭一一指出来了。我算是涨姿势了。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血样DNA鉴定，一是血液是否变质鉴定。
血液DNA鉴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警察现场抽取被告人血样，没有依法规范封装，就用一次性手套装着带回交警大队，血样在流转过程中保管链条严重断裂。一句话就是，送检的血样，一是可能腐败变质，二是可能被调包。
为了打消李律师的这一质疑，侦查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做了DNA鉴定，鉴定当时用于鉴定的“检材”就是被告人的血样，并没有人掉包，是你辩护人与被告人“心理阴暗了，想多了”。
但是，李律师追问了一连串问题：一年之后，你进行DNA鉴定的血样是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哪里提取的？谁人提取的？被提取人有没有签名？有没有见证人见证？有没有提取过程的录像？这些问题一圈问下来，公诉人又有点蒙圈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年前鉴定时剩余血液的保管。两个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时，对于当时鉴定完毕后剩余血样的处理，给出了两种矛盾说法。一个人说，剩余血样是由本鉴定机构保管，保管期限最长为六个月。也就是说，一年后再来进行DNA鉴定，已经没有检材了，就不是用当时采集的被告人的血样。
另一个鉴定人又是另一种说法，他明确说，剩余血样当时就退给交警大队了。两人当庭就“怼”起来了，当然是背靠背的。李律师发问得到的答案，可谓“一箭双雕”“一炮两响”。他既证明了一年后所作DNA鉴定显然不可采信，检材来源不明，鉴定毫无意义。同时，更加清楚证明了，两个鉴定人都没有参与鉴定，就是一个挂名的符号，如果实际参与了，剩余检材如何处理，操作规范不可能不清楚的。鉴定人不参加鉴定，只挂名的鉴定意见，能作为法官判案的根据吗？
这次开庭，公诉人还补充了一个鉴定。大意是被告人的血样在保管过程中并没有变质。鉴定机构也是对上面所说的剩余检材进行鉴定。且不说检材来源不明，即便可以确定检材无误，也明显违反科学常识，血液保管一年之后，不可能不会发生一点变质。
李律师打比方说，草莓放冰箱几天后，再吃会有一点酸味酒味。其中道理应该好理解。我的看法是，那是血液血样，又不是石头，怎么可能放一年多，一点都不会变质的。当然，我这个说法也是朴素的，不专业的，我是沿着李律师的杆子往上爬。
这次开庭的亮点，毫无疑问，当然是李律师的专业辩护。我的一个朋友，是从事检验工作的，他看了我写的《旁听记》（我之前发过），说一些检验人员确实不严谨不规范，我们做检验的，就怕律师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就像那个抽血的姑娘（护士）用含酒精的消毒液问题，确实要记住这样的教训。还有那个交警补签名的问题，看来绝对不能耍这样的小聪明。
八、“醉拳”大师其人
我称李鸣杰律师为“醉拳大师”，如果您看得懂，证明你早已是粉丝，若不明所以，请看微信公众号“国阜刑辩”，看过此前发过的《旁听：李鸣杰律师开庭记（上）》，您就会恍然大悟。
所谓“醉拳”，是指李律师为“醉驾”案辩护的娴熟“拳术”，不是说李律师模仿醉汉打拳，跌跌撞撞，摇摇晃晃。 前面已经写了法庭上各色人等，现在直奔主题，隆重推出“醉拳大师”——李鸣杰律师。
【专业领域最小业界名气最大】
李鸣杰律师，1956年10月生于浙江海宁，祖籍山东兰陵。1974年7月，李律师高中毕业后，在学校当过代课老师，在工厂当过钳工，在机关管过基建，跑过采购，做过统计。 1982年9月，李律师考入浙江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1984年6月毕业，即到海宁市委党校当教师，一干就是十二年。
期间，李律师爱上法律，自学法律，很快取得律师资格。1996年3月，李律师转行从事专职律师。他说自己是“典型的半路出家”，这么说，我就是非典型“半路出家律师”。
作为县域律师，刑事、行政、民事、商事，什么案件都做，按现在通行说法，是妥妥的“万金油”律师。 2013年初，李律师偶然接手一起醉驾案，阴差阳错被官方媒体反复报道。由此便一发不可收，醉驾案件越办越多。2017年之后，李律师几乎只办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案件。几年下来，李律师成为了全国专业领域最狭窄、业内名气最响亮的刑事辩护律师。
我认识李律师有几年了。那一年，福建世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蔡振华老弟邀请李律师讲课。李律师讲课全是干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我喜欢的纯技术型律师。我不愿意接触某些伪技术辩护的律师。一个多月前，我旁听了一天李律师开庭，从李律师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包括知识、技巧与智慧。还要继续吸收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
我给法庭上的李鸣杰律师画了一个像：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寸步不让，积极进攻；成竹在胸，闲庭信步；张弛有度，不卑不亢。
李律师待人接物，极具大家风范。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和善的兄长。本案审判长有点对他这样那样不爽，应该身份傲慢与职业偏见使然，他还没有看懂李律师，也可能永远看不懂。
【揭开鉴定人未参与鉴定的真相】
李律师醉心于醉驾案件辩护，他的醉驾案辩护令人着迷的是，用技术打掉血液酒精含量的司法鉴定。这次开庭首先就是揭开鉴定人并未参与鉴定的真相。这个过程极富戏剧性，还有一点“残忍性”。不得不说，生姜就是老的更辣，律师还是姓李的厉害一些。
两名鉴定人作证结束后，李律师要发表质证意见时，先说了一句：“辩护人在此非常负责的告诉法庭，两鉴定人根本没有参与鉴定过程，尤其是关键的检验、检测过程。” 鉴定人Z某某一听作吃惊状，信口反击：“你这是诽谤！”审判长也迅速警告：“辩护人不要乱说！说话要有根据！”鉴定人Z某某、审判长两人都很生气，有点同仇敌忾，义愤填膺。
李律师此时没多说什么，很快就此打住了。到法庭辩论中，李律师再度开腔了。李律师是这样开头的：“阐述意见之前，请法庭注意一个细节。两个鉴定人作证时，手里都拿着一大叠鉴定档案材料，翻来翻去，找不到所需要的材料，L某某还抱怨档案怎么这么乱。根据我掌握的信息，鉴定档案在鉴定后一个多月就整理归档了。”
在李律师看来，不是鉴定档案有多乱，是两个鉴定人没有参与鉴定，因而胸中无数，临阵大乱。
李律师从四个角度说出他的“惊人发现”。他全程没看稿，好像也没有稿子，全凭大脑自动输出。这脑子太好使了。
以下是李律师原汁原味的发言，我略加“篡改”而已。
第一、看鉴定受理过程
【鉴定是如何受理的】L某某不假思索的说，鉴定人没有参与受理过程，由专门受理人员负责。Z某某则说他和一个助理参与了受理过程，说的时候似乎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可能并非如此，这只是我个人的观感，李律师也没有这样说人家。
【检材是谁拿到鉴定所的】Z某某的记忆是，交警大队派人送过来的，“送货上门”，来人是男是女，是民警或协警，就记不清了。但是，林某某、范某某一致说，是鉴定机构的范某某来交警大队“上门取货”的。
【封装袋是何时剪开的】Z某某口气很肯定，检材封装袋是他受理时剪开的。L某某提供了另一个说法，他们开始鉴定时，Z某某当着他的面剪开的。
第二、看样品制备过程
【“不三不四”的样品】鉴定前制备了几个样品，L某某说记得很清楚，一共制备三个样品，其中一个是对照样品，两个是检材样品。Z某某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推说鉴定档案里面都有。鉴定档案显示的是，共制备了四个样品，添加样品、空白样品各一，另外两个是检材样品。一个“说三”，一个“道四”。李律师说，这是“说三道四”，“不三不四”。
【添加样品乙醇浓度超标100倍】两鉴定人言之凿凿，我们的鉴定严格遵照国家标准GA/T1073-2013，不折不扣，严丝合缝。根据这一国家标准中“添加样品及空白样品”的规定，添加样品的乙醇浓度应为0.01mg/ml。鉴定档案记载的情况却是，对照品（如果就是添加样品）乙醇浓度为1mg/ml，两者足足相差100倍。是不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早产的样品分析报告】两名鉴定人一致确认，所有样品都是同时制备的。而鉴定档案记载的情况并非如此。添加样品的报告，形成时间为当日上午9点55分37秒，空白样品的报告，形成时间为当日上午10点02分53秒。但林某某（辅警）、范某某（鉴定机构的人）共同证实，血样是当天下午3点多才送去检验的。血样还没有到，分析报告却先出来了。这是什么神鉴定？“四个样品同时制备”之说，一捅就破了。
第三，看具体鉴定过程
两鉴定人明确说，全部样品同时制备，同时进入机器。而鉴定档案报告显示，四个样品四个时间，两个是上午两个晚上。L某某说只有三个样品（还少了一个），是同时做好，同时进入机器（即气相色谱仪）。李律师问他，进入机器后多长时间出来，他说“最长要五六十分钟”。翻开鉴定档案一看，还有两个检材样品的形成报告，一个是当晚19点14分03秒，另一个是19点21分19秒。两个相差七分钟呢。 四份样品报告，有四个时间——当日上午9点55分37秒；10点02分53秒；晚上19点14分03秒；19点21分19秒。
这个BUG怎么解释呢？他们又在法庭上保证，“鉴定是严格进行的”，能信吗？我默默想起泰国前总理，他的名字叫“他信”。
第四、看剩余检材的处理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有重大意义。这个问题，前面已说过，有必要重复一下。李律师是要搞清两个问题。
首先是两名鉴定人是实际参与了鉴定，还是空挂其名出具鉴定意见。如果是后者，能算他们做了鉴定吗？这种鉴定意见，法官敢用来断案吗？
其次，一年两个月之后，公安机关做了血样DNA鉴定，那么，这次的检材是哪里来的呢？L某某明确说，来自上次鉴定的剩余检材，这些剩余检材由鉴定机构保管，保管时间最长半年，之后要销毁。Z某某先是说，当天就将剩余检材退给了交警，想了一会又改口，“也可能由我们鉴定机构保管”，并不耐烦的说，“剩余检材保管和处理，鉴定档案都有记录”。鉴定档案并没有查到任何记录。
李律师还问了Z某某一个问题：剩余血样量是多少。Z某某支支吾吾，“这个没法说”。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血样送过来是多少，鉴定用了多少，都要按规定实时记录。真参与了鉴定，怎么会说不清呢？ 两个鉴定人的证言，还有不少矛盾，与鉴定档案的矛盾就更多了。两人作证时手持鉴定档案，不断翻来翻去，相当于开卷考试，作证过程却矛盾重重，前言不搭后语。
鉴定人为什么会如此尴尬呢？李律师一语道破天机：没有参与鉴定嘛，只是挂个名而已。
原来如此。这就是传说中的“幽灵鉴定人”。
那么，鉴定人不亲自做鉴定，空挂其名，法律允许这样做吗？《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法律告诉我们，鉴定人没有参与鉴定的检验检测过程，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这个规定是不是非常清楚？还会有什么歧义吗？
【洞穿各种违反技术规范的操作】
这里的专业技术规范是指：《生物样品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GA/T1073-2013）。这么一长串的名称，一般人一口气读不下，李律师可以脱口而。 李律师牢牢抓住鉴定档案，这是他通过申请信息公开途径拿到的。李律师将鉴定档案搞得滚瓜烂熟，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各种不符合该技术规范（GA/T1073-2013）的地方都摘出来，结果是鉴定严重违规。
【校准曲线来源不明，鉴定方法不知】涉案鉴定意见报告，载明所用的鉴定方法是上述技术规范，文号GA/T1073-2013。根据该标准规定，具体的鉴定方法应包括“内标—校准曲线法”、“外标—校准曲线法”、“内标—单点校正法”、“外标—单点校正法”四种方法，但是，鉴定意见并没有明确是哪一种。从鉴定方案看，应是“内标—校准曲线法”，奇怪的是，档案虽有一张“校准曲线”图，却没有具体的制作时间，也没有相关色谱条件的说明，没有原始数据。《酒测原始记录表》中，更没有校准曲线制备的任何记录。
李律师还发现，更不可思议的是，所有分析报告上，均没有校准曲线曾经存在的记录。涉案鉴定的校准曲线来源不明，实际使用的鉴定方法不明，是本案一个铁的事实。李律师抓到了本案鉴定违反技术规范的实锤。
【没有证据证明做了平行操作】根据前面提到的GA/T1073-2013规定，定性、定量分析，均需进行平行操作。“平行操作”，是什么意思呢？《毒物分析名词术语》这样说的：供试检材、对照检材及空白检材在相同条件下，采用同样方法、步骤，同步进行检测的操作。 本案情况却是，校准曲线来源不明，四份报告形成时间，两份在血样送检前，两份是之后。如此，你怎么解释，它们是平行操作的结果？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规范要求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换句话说，本案鉴定意见可直接否定，并将之驱逐出法庭。
【推翻所谓“侦查实验结论”】
有一种试验叫“侦查实验”。是指侦破案件中，侦查人员为确定对案件侦查有重要意义的某一事实或现象是否存在，或某种条件下能否发生，怎样发生，参见发案时的种种条件，将该事实或现象重新再现的侦查措施。
什么事可做侦查实验？什么不可以做？李律师指出，刑诉法规定，案发过程一般都可以做（有伤风化，侮辱人格，可能产生危险不可进行实验），侦查取证行为不可以再做实验。取证严重违法了，证据就归于无效。有多少违法，都不可以重来。最根本的是，侦查实验，不得对抗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应是基本常识。
有时候，种种原因，办案人员会做一些违反常识的事来。这里插入一个“夜晚入室强奸侦查实验”的黑色笑话。
某女报案称，某天晚上睡在自家床上，丈夫也睡在身边，有人溜进屋给“睡”了她，他以为是自己的丈夫，过后发现是“坏人”，早已溜之大吉了。警察出了个主意，“坏人”应该会再来，我们就在房间伏击守候，来个“捉奸在床”。他们把这叫做“侦查实验”。埋伏几个晚上之后，果然一天深夜，“坏人”又来了，女的假装很配合，“坏人”迅速得手，完事后麻溜跑了，警察没有抓到“坏人”。夫妇俩羞愤难当，把警察给投诉了。
这事真的是真的。我从正经媒体上看到的，多年前的事儿。这与警察破案心切有关。为民除害是好心，只是好心办了错事，结果闹出了笑话。
这怎么算“侦查实验”呢？可以做这种“侦查实验”吗？ 本案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也做了一次“侦查实验”。因为医院护士在抽血时，用含乙醇的消毒液将被告人手臂局部擦拭干净，然后进行抽血。消毒液本身含乙醇，会污染抽取的血样。这是国家强制性标准禁止的抽血方法。这个秘密原来不知道，藏在交警执法记录仪中，是李律师火眼金睛发现的。当然，公安机关有的是办法堵漏洞，就来做一次侦查实验。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前面说了，侦查实验，本来的目的是查明案情，不得挑战法律，否定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公安机关这个价值取向，匪夷所思。国家强制性规定，国家法律规定，不可以通过侦查实验突破。道理大家都懂，却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目的还是为自己违法取证开脱。李律师尖锐指出，这是对侦查实验的滥用，对法治原则的亵渎。
但是，李律师没有停留于空泛的原则批判，而是进一步从技术层面进行“精准爆破”。这就是李律师醉驾辩护魅力之所在，是李律师异于泛泛之流的过人之处。为支撑所谓“侦查实验”结论，公安机关绞尽脑汁，补做了多份“鉴定”。李律师逐个排查，找出了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番釜底抽薪，再加连根拔起，所谓“侦查实验结论”，轰然倒塌就不可避免了。
这些鉴定有哪些问题呢？李律师概括为“七个没有”：没有检材数量、性状、包装、收到时间等完整描述和前处理及样品制备记录；没有实施鉴定的气相色谱条件、顶空自动进样器的进样条件；没有鉴定使用的主要仪器是否经国家计量检定合格的说明；没有对鉴定人Z某某、L某某工作的说明；没有定性分析的相关数据；没有定量分析的具体方法说明；更没有相关色谱图（附件）等。
“七个没有”一抛出，所谓用含醇消毒液对皮肤消毒，不影响抽血的乙醇含量，这一鉴定意见显然站不住脚了。你再说“没问题”、“无影响”、“不要紧”，律师就没有办法了，上帝也可能没办法。
【烂熟于心熟能生巧巧则生慧】
李律师还有一个特长，他在法庭上娴熟引用大量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技术规范，他从不泛泛说“根据有关规定”，每一条规定，他都精准到具体的条、款、项。几乎脱口而出，烂熟于心。 熟能生巧，巧则生慧。终于，一不小心，李律师就把自己锻造为一个“专业领域最小，业界名气最大”的“醉拳大师”。
下面这些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值得有心的律师同行收藏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行政强制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的指导意见》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公安机关鉴定规则》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
《道路交通执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GA/T1556-2019）
《真空采血管的性能验证》（WS/T224-2018）
《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方法（GA∕T842-2019）
《生物样品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乙醛、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的顶空-气相色谱检验方法》（GA/T1073-2013）
《毒物分析名词术语》（GA/T122-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