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卫 日期: 2014年 07月 23日
我省建筑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而民营建筑企业普遍采用“项目经理承包制”这一经营模式,这一模式由于机制灵活且一定程度起到融资作用,对我省建筑业的繁荣昌盛具有可不磨灭的贡献,被业界誉为“浙江模式”。但这一模式由于始终游离在法律的边缘,从来未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其固有的缺陷从来一直未得以解决,始终是建筑企业困扰头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难题。加之今年来,由于宏观经济下滑已成不可避免态势,不良项目经理或项目承包人频频利用这一模式在法律上固有漏洞,用工程款体外流转,携款潜逃、恶意转嫁债务等不正当手段,轻则工程瘫痪,留下一屁股烂帐,最终由建筑企业买单,重则会让建筑企业数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反映到司法层面,不良项目经理普遍的恶意行为有以下三类:
1、私刻工程项目技术专用章、项目部章、财务印章、合同专用章甚至是建筑企业公章,大肆欠款或举债,转嫁债务由建筑企业承担;
2、与大大小小的分包人、施工班组、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串通一气,虚构债务、以项目部名义打白条,骗取建筑企业资金;
3、私下截留工程款或领取建筑企业拨付的工程款后,未用于工程支出,而是供个人消费、挥霍一空,或用于周转其他工程项目支出,导致建筑企业最终需重复支付工程款。
在以上三类中,其中第1、2两类,如事实被查实,达到规定的立案标准,可分别按伪造公司印章罪、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得以惩处,在法律适用上不存在分歧,问题的难点在于举证或查清事实的困难。而对于第三类的恶意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能否按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或挪用资金罪制裁这一行为,在认识上即存在重大分歧,且在司法机关层面,特别是作为对行为最终定性的人民法院,一般均认为不构成犯罪。
司法界的争论未定,且权威机关的否定态度,导致项目经理这一恶意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惩处,这是此类行为层出不穷,且呈越演越烈态势一大因素。
基于此,本文拟以刑事法律为视角,从考察项目经理承包制这一经营模式作为基础出发,从刑法构成要件角度论证项目经理领取(包括私下截留)工程款未实际用于工程支出,导致建筑公司重复付款行为的性质,并从追究刑事责任责任角度,对项目经理承包制的完善提出初步建议,希望对追究并遏制项目经理的不当行为有所助益。
一、项目经理承包制
项目经理承包制,是指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建设工程项目后,对内再有建筑企业与承包者个人签订名目不一项目承包合同,约定由承包者个人交够固定的管理费,结余归承包者个人的承包。这一承包,相对于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关系而言,可称之为内部承包,承包者个人一般称为项目经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一)建筑企业只收取固定的管理费(包括税、费在内的综合管理费),建筑企业不负工程项目盈亏,由项目经理最终承担工程项目盈亏,这是这一模式的实质特征;
(二)以建筑企业名义在工程所在地设置项目部,但由项目经理自行组建工程班子,并由项目经理自行组织人、材、物、资金以完成工程项目,这是这一模式的组织管理特征;
(三)项目经理对外以建筑企业项目部名义施工,并与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等发生经济往来。建筑企业不但需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和进度等方面要对建设单位全面负责,还要对下属的大大小小分包商、材料商、小包工头、甚至最基层的农民工直接负责,这是这一模式的经营法律责任特征;
这一模式,按实务观点,根据承包者主体身份及建筑企业管理程度上的不同,又可区分为企业内部承包和挂靠经营两种模式:
企业内部承包:是指建筑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就特定业务及相关经营管理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经营方式和激励机制2。这一模式,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源起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改革,有其政策基础,并被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可,体现为这一模式的内外承包协议,一般均认定为有效。
挂靠施工:挂靠施工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资质或资质低的建筑企业(挂靠人)借用有资质或资质高的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揽工程并向建筑企业交纳管理费。这一模式,被现行法律明确禁止3,体现为这一模式的内外承包协议,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以上两种模式分别认定,一般认为由以下二点差异:
(一)承包者主体不同:企业内部承包中的承包者是与建筑企业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职能部门或职工个人,而挂靠是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组织或个人;
(二)管理程度不同:企业内部承包中建筑企业负责财务、对工程质量、技术、安全等方面统一监管,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但挂靠施工中,建筑企业不对实际施工活动实施管理,是“以包代管”的“一脚踢”。
但笔者认为,以承包者个人在承包工程前是否拥有职工身份作为认定企业内部承包或挂靠施工的要件之一过于机械,且必将流于形式。是否属于职工,在实践中,往往以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有无在册,有无发放工资、有无缴纳社会保险来认定,但无法据此解决实质性的行政隶属或管理关系。而以管理的程度作为认定标准,不但失之模糊难以作为界定标准,鉴于每项工程均由其不同特点,不同特点决定了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投入的不同,也决定了管理程度的不同,在实践中则很难做出明确的有意义的区分认定。因而,据此两点来认定分属不同经营方式并赋予不同法律后果,缺乏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上,一方面两种模式,无论是盈亏的最终承担、还是经营管理上由项目经理实际负责,两者在本质并无不同。并且,刑事责任的认定以实际为基本立场,而不是拘泥于形式。因此,无法以两种不同的模式来分别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及认定构成何罪4。据此,本文将不区分是企业内部承包还是挂靠施工,而是一并作为项目经理承包制下项目经理的行为予以探讨。
二、项目经理行为的犯罪构成分析
项目经理承包制下项目经理(即实际承包人)私下截留工程款或领取建筑企业拨付的工程款后,未用于工程支出,而是供个人消费、挥霍一空,或用于周转其他工程项目支出的行为可能构成的犯罪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或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鉴于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仅在主观故意及犯罪客体上有所差异,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面并无不同。因此,本文以职务侵占罪作为分析论证重点,而不再重复论及挪用资金罪。
1、主体要件:项目经理能否认定为属于职务侵占罪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
职务侵占罪中是否属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以下简称“公司人员”)的认定,按刑法的立场,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履行或从事公司职务,而不注重行为人形式上是否是在册职工的身份。对此,《刑事审判参考》在刘宏职务侵占案5以及于庆伟职务侵占案6均阐明这一立场。这一立场,类似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之争,即“血统论”与“职责论”之争,而从以后“两高“分别就有关个案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多次解释或个案批复,现已基本认同职责论即取决于行为人的职权实质。因而,在刑法上,项目经理能否认定为系公司人员,绝不能以项目经理是否是建筑公司在册职工,有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无劳动报酬等形式认定,而是取决于项目经理实际上(或实质)上是否在履行或从事建筑公司相应的职务。对此,有必要先理清下项目经理的概念。
本文所指项目经理是通俗称谓,与规范意义上的项目经理有所不同。规范意义上的项目经理,按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而该《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项目经理作为工程项目的管理者,其管理权力包括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进入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资、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简而言之,规范意义上的项目经理是特定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并有权以企业在特定工程项目的代表身份对外发生关系,但规范意义上项目经理并非一定是工程的承包者。因而,规范意义上项目经理认定为系建筑公司人员应该不存在疑问的。
而本文中的项目经理承包经营制下的项目经理由于往往不具有相应资质,不属于规范意义上项目经理,也不记载体现在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其实质上是与建筑企业签订承包协议下的承包,基于承包协议,其实际从事工程项目施工,通过建筑企业对建设单位负责,并以建筑企业的名义招用人员、采购材料、调配机器设备、代建筑公司向建设单位领取工程款等而对外发生关系。对于项目经理从事这些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是履行或从事建筑公司职务。笔者认为,首先应分析此类事务的法律后果,如此类事务的法律后果是由个人承担,自然不存在再认定履行或从事建筑公司职务的余地;如此类事务法律后果须由建筑公司承担,再分析是否属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关键是看有无委托关系,否决委托关系,则应当认定系履行或从事建筑公司职务。而在项目经理承包制中:
1、对建设单位的责任。因内部承包合同无法对抗第三人,建筑企业自然须对项目经理实际组织施工完成的工程在质量、进度、安全等全部方面对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单位负责,这是无容致疑的责任。而这一责任,并不是基于委托代建关系,是建筑企业因施工合同产生的直接责任。
2、对农民工的责任。农民工作为工程施工必需的人力资源,由项目经理或其代表招聘组织而来,然按司法实践立场,其中,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在建设工程层层转包、分包中,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自然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的,最近的上一层转包、分包关系中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应作为当事人;也可视案情需要,将实际施工的自然人及违法转包人、分包人作为共同当事人”。根据该规定,是直接认定项目经理或其代表招用的农民工与建筑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基于此,建筑企业须向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直接承担用人单位的义务和责任,包括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等方面。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有相类似明确规定,即建筑企业须对农民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而这一责任的产生,显然不能认为是项目经理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招用农民工而产生。事实上,建筑企业对农民工的义务和责任是按事实劳动关系的原则来确定。
3、项目经理对外以工程部名义采购的材料、设备租赁等形成的付款责任。对此,实务中的认定,鉴于项目经理并非是规范意义上的项目经理,其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一般按职务行为、有权代理、无权代理后的追认、表见代理按递进式分析7,认定建筑单位责任。如有外观证据表明代表了建筑企业的经营活动则认定为职务行为,如无外观证据,进而分析是否存在授权委托书等有权代理的证据,无授权委托书再分析有无建筑公司事后追认,最后则是审查在项目经理无代理权有无建筑企业追认,则从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如果有足够的表象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项目经理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则建筑企业最终还需要对项目经理的行为承担责任。由于表见代理制度的宽松和滥用,在司法实践,建筑企业基本最终均须对项目经理以工程部名义采购的材料、设备租赁等承担付款责任。
同时,应当看到,虽然在民事审判中,是多以有权代理、无权代理后的追认、表见代理归责于建筑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委托关系所产生的责任,视乎在否定项目经理是在履行或从事公司职务,并不是直接以职务行为而令建筑企业担责。但笔者认为,项目经理承包制下,建筑企业与项目经理之间是按承包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身不存在另外的委托关系,即便是作为表见代理也须要客观上有委托代理权限的表象。而司法审判之所以以种种理由特别是以表见代理要求建筑企业为作为承包人的项目经理行为承担责任,追根溯源,还是在于项目经理实际上是建筑公司下属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因而,民事审判虽不以职务行为为由加诸建筑企业承担责任,但背后实质上还履行职务行为的观念在左右司法立场。
同样在对待项目经理将工程再分包给下手大大小小的分包人、施工班组。下手分包人、施工班组的工程款支付责任上,以及项目经理自行向建设单位领取工程款,司法同样是按上述理由及立场认定由建筑企业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项目经理承包制下,项目经理从工程施工,到对外以建筑公司项目部名义发生经济外来,其法律后果均需由建筑企业承担。而这一法律后果的承担,实际上并非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而恰恰是根源于其为建筑企业下属工程实际承包人与负责人的事实。基于此,项目经理虽然有实际负责工程施工之实,而无正式“项目经理”名分,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但其实际上从事的又与规范意义上的“项目经理”并无本质区别的职务,被俗称为项目经理,又可谓实至而名归。因而,笔者认为,对于项目经理的行为,既然实际上项目经理确实在履行职务,司法也是按隐秘的职务行为的观念在认定民事责任,就不能再在刑事上持否定态度,而拘泥于平等与不平等认定,在身份上归属上徘徊不前。而应当明确认定项目经理在特定工程上的行为为履行或从事建筑公司职务行为,其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
2、对象要件:项目经理私下截留或领取的工程款归属于建筑公司、还是项目经理个人。
职务侵占罪侵占的对象应当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财物,这是行为人主观上产生非法据为己由故意的事实基础。在项目经理承包制下,建设单位按进度向建筑企业拨付工程款,而建筑企业再按内部承包协议向作为工程承包人的项目经理拨付工程款。那么工程款的归属究竟应当认定为系建筑公司所有,还是项目经理个人所有。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项目经理承包制下,项目经理无非是借建筑企业的壳组织施工,包括项目经理自己先行垫资施工,工程款本就属于项目经理个人所有8;
对此,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基于击穿建筑公司壳的角度认定归属,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全面。在法律上,无论是管理较为紧密的企业内部承包,还是单纯的挂靠施工,建筑公司的法律责任,并没有因为是张壳而免除,建筑公司须上对建设单位负责,中对大小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负责,下对下手分包商、施工班组,并直接对农民工负责,可以说建筑企业须对整个项目的内外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有责任是基于有义务,而这一义务,建筑企业是通过项目经理代为完成的。因此,这一工程款,不能简单的认为是项目经理个人款项,可由其全权无所限制支配,而应当认为是项目经理作为工程项目负责人为代为支付相关工程开支而领取的公司款项。这些开支包括支付材料商、设备租赁商、下手分包商、施工班组、民工工资。在工程款的归属上,应区分结算前后分别认定:在结算前,由于工程项目尚未完工,义务、责任尚未完结,即便是工程款尚有结余,也应当认为是由项目经理管理的建筑公司款项。只有当工程结束,双方结算后,盈余的工程款才确定归项目经理个人所有。当然,从刑事角度,笔者认为,现在建筑企业与项目经理在内部承包合同中未对按进度支付的工程款的归属作出明确的约定,这是导致争议的原因之一,这有待项目经济承包制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完善予以妥善解决。
3、主观故意:项目经理有无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
职务侵占罪中行为主观上应当具有将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财物非法据为已有的故意。持否定态度的理由认为:项目经理承包经营制下,项目经理对工程项目最终自负盈亏,在项目经理私下截留工程款或领取建筑公司按进度支付的工程款后,如果工程最终盈余了,那么是早拿了自己的钱,如果工程最终结算亏空了,那么项目经理仍然要承担亏损责任,所谓侵占的钱还是要倒出来,本质上是自己侵占自己的钱。工程款的归属笔者前已论述,不再赘述。对此理由,笔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项目经理自己组织施工经营,最终自负盈亏,其自认为领取的工程款属于自己的钱自然不无道理。但一方面,当其私下截留或领取建筑公司拨付工程款,不是用于工程开支,而是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挥霍一空,甚至携款潜逃,将一屁股烂帐及责任摔给建筑工程承担,其主观意图已经不是自负盈亏这么简单。另一方面,所谓的盈亏最终由其承担,虽然内部承包协议如此约定,但在法律上,认定为系企业内部承包还可以追偿,但如果认定为系挂靠,则由于这一协议是无效的,建筑企业无法凭借有效合同追偿,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项目经理已无财产可供追偿,甚至人已不知去向,这也是现在项目经理利用建筑公司须对外承担责任,而自己套取工程款挥霍一空,或携资跑路走人的主观心态。因而,笔者认为,在具体认定上,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诈骗罪对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9,区别认定:
(一)具有下列情形可认定为具有非法据为己由的故意:(1)通过虚列支出、使用虚假票据或与材料商勾结等虚构事实的手段向建筑企业骗取或套取工程款进行侵吞的;(2)明知工程亏损仍将工程款用于个人挥霍、或用于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3)在结算前携带工程款潜逃的;(4)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承担责任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不宜认定为具有非法据为己由的故意:
(1)以抽回事先垫资款为目的,占有的工程款未超过垫资款数额的;(2)为工程进展,保证工程进度,在工程项目之间相互调剂资金,因客观原因无法收回的10。
4、客观方面要件:项目经理有无利用职务上便利侵占。
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利用自身因执行职务而获取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这里的“主管”,是指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调配、处置本单位财产的权力;所谓“管理”,是指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直接负有保管、处理、使用的职责,亦即对本单位财产具有一定的处分权;所谓“经手”,是指行为人虽然不负有主管或者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责,但因工作需要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实际控制本单位财物11。而职务侵占罪中侵占,其方法包括“侵吞、窃取、欺骗或以其他手段”。前已阐述,基于项目经理是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其有代建筑公司工程支付工程相应支出,及代建筑公司向建设公司领取工程款的职权,故应当认定为其是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取得并管理工程款,其在工程范围内,如无特别约定,有将工程款调配处理之权,如未将工程款用于工程开支,而是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一空,则应当认定为侵占,如用于其他途径而无非法据为已有的故意,可认定为挪用。
三、项目经理承包制完善的建议
项目经理承包制是建立在内部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建筑企业与项目经理之间权利、义务、责任均是基于内部承包合同的约定来确定。从追究项目经理刑事责任进而遏制项目经理恶意行为角度,笔者认为,可从完善内部承包合同具体约定进行完善。
1、明确项目经理属于建筑公司人员,明确其职责。虽然刑法上主体的认定是基于其职责,而不是拘泥于其身份。但与项目经理之间建立完备劳动用工关系,规范合法的用工手续和社会保险关系,对于顺利追究项目经理刑事责任可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并建议参考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对实际上的项目经理确定相同或类似的职责。并在内部承包合同中明确,项目经理是受建筑企业任命或委派而履行建筑企业相应职责。
2、明确工程款的归属。建议在内部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在双方就内部承包的结算完毕之前,所有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款均属于建筑企业所有,工程款的支配权属于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向建筑企业领取的所有款项,均必须全部用于工程,不得挪用于其他任何途径(包括不得用于赌博、吸毒、买房、买车或其他个人消费)。在结算完毕后,结余的工程款归项目经理所有12。
3、明确对项目经理自行领取工程款的约定。建议在内部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建筑公司同意,项目经理不得自行向建设单位领取工程款。项目经理自行向建设单位领取工程款必须在取得次日起立即交还建筑公司。
四、结语
有争议必有其争议的基础,项目经理恶意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固然在于实践中对项目经理承包制这一模式下行为性质认识不一所致,但就其根源在于内部承包制这一并不被法律明确认可的制度本身。行文至此,笔者认为,纠结犯罪构成或者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基于项目经理承包制这一模式的行业实际,如何从完善刑事追责角度进一步改进或提升这一模式。是这一模式即能适应市场实际,又能克服刑法上的争议。就此搁笔,希能抛砖引玉。
4 参见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钟伟苗:《建筑企业挂靠经营刑事责任问题实证研究》一文,该文以区分企业内部承包或挂靠经营分别定性
5 参见《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6期(总第65集,案例第516号),法律出版社2009版,第38-44页。
6 参见《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2期(总第31辑,案例第235号),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51-56页。
7 参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材料商向建筑施工企业主张材料款案件的讨论会议纪要》
8 参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葛建明、李谦友:《对建筑企业挂靠项目经理“侵占”工程预付款行为若干问题的辨析》一文。
9 参见:《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10 参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建筑企业项目经理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刊登于《人民检察》。
11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杨志成盗窃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第11期出版
12 参见: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单建尧:《施工企业如何控制内部承包的法律风险》